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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唐代女性文學與道教淵源

論唐代女性文學與道教淵源

  一 前言
  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最為輝煌的時代,也是女性文學大發展的時代。雖然唐代女性作家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上至皇后、公主、嬪妃、命婦,下至民女、女冠、女尼、娼妓,但在唐代享有盛譽的女詩人幾乎都是女冠,如當時著名女詩人魚玄機、李冶、元淳等均為女冠。而著名女詩人薛濤,古籍中雖未明確她為女冠,但她晚年著女冠服卻是事實,實亦為在家修行的女冠。就詩歌數量而論,這些女冠詩人的存詩最多。其中,薛濤詩在《全唐詩》卷803中收88首,卷866中收1首,共計89首;魚玄機詩在《全唐詩》卷804中共收50首;李冶詩在《全唐詩》卷805中收16首,《全唐詩補遺》收2首,共計18首。元淳詩在《全唐詩》卷805中收2首,《俄藏敦煌文獻》第11冊中收4首,共計6首。占唐代女詩人全部作品的九分之一。
  除了這幾位著名的女冠詩人外,中唐還出現了一批“道姑詩人”,如盧眉娘、戚逍遙和楊敬真、馬信真、徐湛真、郭修真、夏守真等!度圃姟肪863所收“女仙”詩以及卷864、卷865所收“神鬼”詩當中實際上就有不少屬于女性道教中人創作的作品。
  有人做過統計,這兩部分女冠、道姑詩人的作品在《全唐詩》總計約210首(女冠約7位,存詩164首(卷797-805),又據卷863至865所收的女仙、神鬼詩中推測出其中一些也屬于女冠詩,約42首,加上外編補遺收錄的女冠詩4首)。唐代女冠詩人之多、創作數量之豐、藝術成就之高,在中國詩歌史上,是值得注意的現象。www.zhudianbang.com唐代女冠詩人,是唐文學創作的特殊群體,她們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唐代文壇造成了相當高的影響。
  從以上列舉的事實看,唐代女性文學與道教的關系的確值得我們予以關注和研究,它涉及到唐代宗教思想、女性地位、士人生活與士風、市民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具有豐富而深刻的社會文化內涵。對這一論題的探討,有利于我們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會文化,了解那個時代道教繁榮和發展的情況,以及宗教和文學之間相互的影響,同時,對于把握唐代女性文學的階段性特征、品質和獨特的美學風貌,進而從宏觀角度揭示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過程,確立中國女性文學的歷史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可見對這一論題的探討具有如文化史一樣的雙重意義。
  二 道教對女性的尊崇及唐代女性入道的興盛
  道教是中國唯一的本土宗教,它根植于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形成之后又反過來對它的文化母體產生巨大的影響。同時,道教本身又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基礎,成為我們探索中國文化底蘊的一個切入口。因而,魯迅先生曾指出:“前曾言中國的根抵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在《而已集·小雜感》一文中,魯迅再次詮釋此義:“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的大半。”日本學者橘樸也提出:“要理解中國人,無論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道教對女性抱有一種尊崇的態度,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鮮明特色。法國道教學者cathrine despeux說:“在中國儒教、佛教道教三種基本教義之中,道教在觀念上對女性最抱有善意。”
  道家理論肯定了男女的平等,認為“然而無名陰陽男女者,本元氣之所始起,陰陽之門戶也,人所受命生處,是其本也。生理性別,本陰陽元氣,無貴賤之分。”“雖有男女,性無差別。”并且對男女互補衍生的客觀屬性作了進一步解釋:“道無奇辭,一陰一陽,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亂,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陰陽自少至老,而分為五行。少陽成木,老陽成火。少陰成金,老陰成水。參而和之,而成夫婦。”道家哲學為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識,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論上的先導作用。
  羅時進在《中國婦女生活風俗》中認為:“在道教理論中,女性決非是可有可無乃至可輕可賤的,而是一個具有獨立地位、獨自愿望的社會角色。重陰陽等男女是原始道教的一個鮮明特色……”
  在道教教義中,只要修行,女性像男性一樣可以得道升天。道教繼承了中國原始母系社會中的女神崇拜的傳統,與其他宗教不同,“道教男神沒有趕走女神,更沒有使女神一個個變性;相反,原有女神不僅繼續得到崇拜而且不斷增添同伴,共同成為女修行者效法的‘楷模’”“大道不問男女,皆能有成。”“修仙修佛,希圣希賢,總無男女可分,惟在心志精虔。”女子通過得道修煉照樣可以成仙啟示了廣大婦女她們有實現自身價值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喚醒了女性的性別意識,為女性打造了追求精神超越、自由自主地決定人生命運的鑰匙。
  而在唐代,李唐皇室為了抬高自身門第以抗衡山東士族,攀附老子為始祖,以老子為教祖的道教遂被尊奉為國教,道教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對唐代文學包括唐代女性文學的的影響尤其深刻。
  唐代帝王從初唐開始就崇重道士,對名道士大加優寵:召入宮禁問道、親受道豫、賞以寶物、加以官爵、封以尊號。上所好者,下必趨焉,唐代統治者對道教的大力推崇,使得整個唐代社會形成了崇尚道教的風氣,孟浩然《梅道士水亭》詩云:“名流即道流。”一語道明了道士在社會上的尊崇地位。
  由于道教提倡的自由平等觀念對婦女的吸引,更由于特定的時代氛圍,唐代社會女性入道蔚然成風,其中不乏帝王之家的后妃和公主,女冠的人數之多歷史頗多記載。根據《新唐書·諸帝公主傳》卷83與《唐會要·尊崇道教》卷50的統計,唐諸帝的211位公主中就有15人入道。而據《大唐六典》記載:“凡天下觀,總共1687所,1137所道士,550所女道士。”又據《新唐書》卷48《百官志三》載:“天下觀1687所,道士776,女冠988。”1764名道士中,女道士竟有988人,占了57%。
  這群入道的女性中,就有李冶、魚玄機和元淳等一些才學不凡的女詩人,她們以出眾的才情和坎坷的人生際遇,成就了“女冠詩人”的顯著聲名。下面試從社會歷史和宗教文化的整體背景出發,探索女冠詩人人生求索的軌跡與她們創作的關系,從而證明道教對唐代女性文學具有的深刻影響。
  三 女冠詩人的女道身份及社會交往與創作的關系
  1 入道為女性提供了廣闊自由的生活空間,催生了女冠詩人
  道教發展到唐代更具有“主生”、“主樂”性,追求長生不死、追求人間自由快樂是人們求道信道的目的。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剖析的那樣:
  “道教既不禁欲,又能長生,既能得人間富貴,還能成仙了道;既快活,又高雅,真是妙不可言!當然人們在俗世中如有不如意,也可以到道教中來,既可享享清福,做做神仙夢,可以借此為‘終南捷徑’”。
  而唐代寬松而優越的道教政策以及由此營造的崇道的社會文化氛圍,使道士和女冠逐漸成為唐朝社會中一個特殊的階層。施蟄存先生說:
  “婦女入道也是改變階級地位的一個辦法。在宮里做公主,不能隨便接見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變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門下清客了。社會地位、家庭門第本來不高的婦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屬于她原來的階級,因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這樣,她們就有資格結交達官貴人;实鄄荒苄僖粋平民婦女進宮去,但可以請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進宮去。”

  高利華先生也說:
  “道教發展到唐代,正趨于風流、迷亂、狂熱時期,雖身價陡增、應者云集,但作為一門宗教嚴格地講道教還沒有真正定型成熟,許多儀式,如神譜、齋戒、清規等,都未正式形成規范。道教徒們憑著狂熱的信仰,以想當然來支配自己的行為,表現出相當世俗化的傾向,以滿足現世生活的種種企求。道教既清雅、又不禁欲,把男女之交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道教在養性和全生方面是最實際的、也是最關注現實的,它把兩性關系堂而皇之地歸結為陰陽互補、衍生全性的關系,所以在唐代,道教徒不像儒者那樣斤斤計較男女之大防,女冠風流冶艷也屬情理之中。”
  這樣,一方面女道士們擺脫了家庭的羈絆,擺脫了世俗綱常倫理的管束;另一方面唐代教門清規戒律不很嚴格,于是她們便成了唐代婦女中頗為自由風流的一群。她們常常四處游歷名山大川,公開出入于宮廷、王府,廣交達官顯貴,其中頗富才華者更是與當時的文人士子往來密切,與之詩詞酬醉、吟風弄月、彈琴對弈,同席共飲、聯袂出游,戲謔談笑,無所不至。
  比如,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后既可以繼續享有公主特權,享受人間奢侈豪華的生活,又可以“自由邀集門下請客”,“招集詩人文士宴會作樂,儼然像法國十七、八世紀貴族夫人主持的‘沙龍’”。魚玄機更是社交場上的“明星”,“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而李冶,《唐才傳》更是記載:“天寶間,玄宗聞其詩才,詔赴網,留宮中月余,優賜甚厚,遣歸故山。”
  這些廣泛的社會交際活動,開拓了她們的視野,豐富了她們的生活,使她們有了更復雜更深刻的人生和情感體驗,思維空間變得相對開闊。而文學創作,就必須有一個相對寬松的生活環境。本來婦女的形象思維能力,即文學創作能力并不亞于男子。而中國古代婦女被禮教的枷鎖所束縛,終生足不出戶,“雖文藻出于天嫻,而范思不逾閩外”,她們的文學創作能力最終成為“閉鎖深閨的靈鳥、埋沒地底的寶玉”。而一旦進入適當的生活環境里,她們的文學創作生命就會得到復蘇,唐代道教正好為當時的女道構筑了這么一個相對適應的環境,使一些女道的文學才華得到施展。
  另外,不少道書,如《周易參同契》、《黃庭經》、《悟真篇》等,都是用詩歌形式寫成的,《真誥》中也有不少女仙用詩歌開悟世人,這就在客觀上要求女道士能懂詩,最好還能寫詩。
  于是,在這樣的環境和背景下,唐代女冠階層中涌出了一大批女冠詩人。正如章學誠所言:
  “且如聲詩盛之于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玄機之人。其他莫能并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簡自非義之誠,此亦其明證矣。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炙。”
  盡管這一段話頗有貶義,并將女冠與坊妓并舉,但不可否認,社交的自由給了女冠們更多的生活空間和人生體驗,從而催生了女冠詩人的出現。
  2 女冠與文士的交往,使女冠詩人獲得了創作的素材和氛圍,提高了她們的創作水平,也成就了她們的詩名
  女冠詩人擺脫了家庭及世俗的倫理羈絆,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社交的對象,而頗具才華的文人學士是她們最喜歡與之交往的一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個群體。同樣,在崇道的社會氛圍中,那些文士名人對脫俗超凡而又充滿神秘色彩的女冠也都很垂青,樂意并積極主動與之交往。他們有的還與女冠結下了深深的友情,甚至演繹出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流傳了許多文壇佳話。
  例如,李冶入道之后,與劉長卿、皎然、陸鴻漸、朱放、韓揆之、閻伯鈞、蕭叔子等文人名士有親密交往。薛濤與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張籍、王建、李德裕、裴度、張枯、吳武陵、嚴緩、杜牧等都有往來。而魚玄機也與李郢、左名場、李億、溫庭筠、李近仁、劉尚書等數名文士有戀情關系。
  《唐名媛詩小傳》記載了薛濤與元稹的交往情況:
  “初,元稹知有薛濤,未嘗識面,及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嚴司空潛知意,每遣濤往侍。元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云:‘磨捫虱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默默,入文畝以休休。’元大驚服。后元公赴京,濤歸浣花所。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濤別造新樣小幅松花紙,以百余幅寄獻元公。元公于松花紙上題詩贈濤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幻作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后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云高。’”
  元稹身為重臣,親為薛濤敬持筆硯,男女相對吟詩作文,自然別有一番情趣。除元稹外,給薛濤寫過詩的文人還有白居易、王建、劉禹錫等人。
  和尚皎然也有一首《答李季蘭》詩,寫得很特別:“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在詩中,詩人盡管婉拒了李冶的求愛,但其中欲卻還休的纏綿卻是不難體會到的。朱放的《別李季蘭》則明白地表達了詩人對李冶戀戀不舍的深情:“古岸新花開一枝,岸傍花下有分離。莫將羅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腸斷時。”
  唐五代詞中常見的詞牌《女冠子》就有很多即題描寫與女冠與文士風流韻事的作品。如《北夢瑣言》的作者孫光憲曾填《女冠子》:“蕙風芝露,壇際殘香輕度.蕊珠宮,苔點分圓碧,桃花踐破紅。品流巫峽外,名籍紫微中,真侶墉城會,夢魂通。”
  女冠詩人與文士的廣泛交往,大大開拓了女冠詩人生活和精神的空間,觸發了她們的創作激情,同時也提供了許多創作素材。比如宴飲集會時,男女詩人們寫景詠物、唱和賦詩,或是別后你贈我唱、禮尚往來。翻開《全唐詩》,我們可以看到大量文士名人與女冠相互寄贈唱和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在女冠詩人的集子中也比比皆是。李冶傳世約16首詩中就有10篇,如《寄校書七兄》、《寄朱放》、《道意寄崔侍郎》、《結素魚貽友人》等均是這類作品。而《薛濤集》中這類作品更多,據大概統計,《薛濤集》中題中為“酬、和、次韻”的詩歌有15首之多,魚玄機也有8首。如:“珍簟新鋪翡翠樓,泓澄玉水記方流。唯應云扇情相似,同向銀床恨早秋。”(魚玄機,《酬李學士寄簟》)“千疊云峰萬頃湖,白波分去繞荊吳。感君識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峽口圖。”(薛濤,《酬雍秀才貽巴峽圖》)
  而與文士相戀的情感經歷和心路歷程更是成為女冠詩人寫作中最自然的切入口,是她們創作的最大源泉!度圃姟反驿浀210首女冠詩中,寫與文士產生戀情,為愛情所困的苦惱與相思之情的約有108首,占一半以上。
  如李冶詩作《寄朱放》、《相思怨》、《寄校書七兄》、《送韓揆之江西》、《得閻伯鈞書》、《道意寄崔侍郎》、《送閻二十六赴刻縣》、《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等,對心儀的男子或是表達留戀之意,或是寄托相思之情,用情之深顯而易見。魚玄機也在與眾多名士的交往中大膽地尋覓著真情追求著愛情。她的《寄飛卿》、《冬夜寄溫飛卿》、《迎李近仁員外》、《和友人次韻》、《暮春有感寄友人》、《期友人阻雨不至》、《贈鄰女》、《寄劉尚書》、《酬李學士寄簟》、《暮春有感寄友人》、《訪趙師不遇》等詩,都直白地表達了對愛情的熱烈追求和相思的難言痛楚。從這些作品中,也可看出女冠詩人與當時文士交游酬答極多,生活豐富多彩,浪漫風雅。
  比如,“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無畔。”(李冶,《相思怨》);“離情遍芳草,無處不萎萎”(李冶,《送閻二十一六赴刻縣》);“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李冶,《寄朱放》);“相看指楊柳,別恨轉依依”(李冶,《送韓揆之江西》);“旦夕醉吟身,相思又此春”(魚玄機,《寄國香》);“春來秋去相思在,秋去春來信息稀”(魚玄機,《閨怨》);“自嘆多情是足愁,況當風月滿庭秋”(魚玄機,《秋怨》);“畫炯春眠朝未足,夢為蝴蝶也尋花”(魚玄機,《江行》);“門前紅葉地,不掃待知音”(魚玄機,《感懷寄人》);“憶君心似西江水,日夜東流無歇時”(魚玄機,《江陵愁望寄子安》);“愿得西山無樹木,免教人作淚懸懸”(魚玄機,《折楊柳》);“自慚不及鴛鴦侶,猶得雙雙近釣磯”(魚玄機,《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這些都是女冠詩人著名的愛情詩句。

  與文士們的交往相戀、相互酬唱,不僅激發了女冠詩人的寫作熱情,而且也有利于她們創作水平的提高。如魚玄機詩情遠寄的語言特色與友人溫庭筠同出一轍;李冶在創作中慣用移情和烘托,如于“郁郁山木榮,綿綿野花發”(《寄朱放》)中寓思念之情,借“繁霜月”、“苦霧時”(《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襯孤病之狀,令作品顯得含蓄幽婉,與當時大歷詩人的創作手法不謀而合。
  另外,唐代女冠詩人的詩作得以流傳,她們的詩名得以廣播,這也完全得益于她們廣泛的社會交往,得益于跟文人名士們的酬贈唱和。在封建社會里,因“女子無才便是德”,以致女性的才名不出閨閣,大多女性的才華被埋沒,不為世人所知。如《全唐詩》卷799載,進士孟昌期妻孫氏,“善詩,每代夫作,一天忽曰:才思非婦人事,遂焚其集。”以致只有三首留存。
  女冠詩人們是唐代社會上特殊的一群,她們女道的身份使得她們有機會與文士名人廣泛自由地交往、酬唱,這樣借文士名人之名或之手,她們的詩篇得以保存,她們的詩名也得以傳播開來。比如李冶的詩不僅受到才士們的夸贊,名聲之大竟為皇帝所聞,因而有“無才多病分龍鐘,不料虛名達九重” (李冶,《恩命追入留別廣陵故人》)頗為自得之句。薛濤也以詩名受知,歷事十一鎮。而魚玄機“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
  所以,譚正璧先生說:“蔡琰、王嬙之絕塞長征,李冶、薛濤之浪漫交際,李清照、朱淑貞之顛沛流離,便充實了她們干枯的生命,助長了她們蘊藏未露的天才的發展,使她們得以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一席一地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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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3-03-02 21:30:15  作者:覃問秋 [標簽: 唐代 道教 文學 唐代 道教 文學 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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