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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在徐州期間文學創作思想研究

蘇軾在徐州期間文學創作思想研究

   一 蘇軾在徐州期間的生存環境及心路歷程
   北宋熙寧十年(1077),蘇軾調任徐州知府,進入了他的“徐州時期”,林語堂先生稱之為“黃樓時期”。這一年,蘇軾開始了他的“真正的生活”。
   熙寧四年(1071)六月,夾在新舊黨爭旋渦中的蘇軾乞補外任,離開了危機四伏的汴京。年輕氣盛的蘇軾被任命為杭州通判,做地方長官的副手,這多少限制了他的才華施展。熙寧七年(1074)六月,蘇軾改差知密州,在密州雖然身為太守,但是此地貧窮而偏遠,也不是他施展行政才能最好的舞臺。三年后,另一所城市——徐州,與蘇軾相遇,并成就了這位文化巨人生命的豐富和絢爛。一年零十一個月的“蘇徐州”,于元豐三年(1080)才得以“充實、完滿、練達、活躍、忠貞”地走向他的“黃州時期”,去實現其文化人格的再一次升華。
   北宋時的徐州,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城市,為南北之襟要,京東之門戶,而且物產豐富,出產黃岡巖、煤、鐵,“地宜菽麥,一熟而數歲飽”。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徐州列為古九州“冀、袞、青、徐、揚、荊、豫、梁、雍”之一,風物秀美,歷史悠久,文化昌盛,民風淳樸。入徐作官,進則經世濟民,退則休養性情,徐州的一切在蘇軾眼中都充滿著魅力。www.zhudianbang.com密州卸任后,蘇軾先差知河中府,后又接改知徐州,受命后他欣然前往。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不才。舊尹未嫌衰廢久,清尊猶許再三開。滿城遺愛知誰繼,極目扁舟挽不回。歸去青云還記否?交游勝絕古城隈。(《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這是蘇軾抵徐后所作的第一首詩。熙寧十年(1077)春,原徐州知州傅堯俞因“失察”而被罷官,由徐州通判江仲達署理知州,他向新任知州蘇軾移交公務后即調離徐州。蘇軾贈詩送行,給予江仲達極高的評價,這其中難免官場上的禮節和文人間的客套,但仔細品讀,詩中也浸潤著蘇軾對這座城市天生的喜愛和施政為民的期待。密州任內憂國憂民的無限惆悵和躊躇滿志的無以施展,已然在徐州找尋到行動的空間、情感宣泄的載體。“極目扁舟挽不回”,這既是蘇軾對江仲達的贊頌,也是為自己立下了未來行動的標桿。
   徐州任上的蘇軾,奮發有為,政績卓著,深受百姓愛戴。“他的天性中有自由放達的詩人氣質,卻并不防礙其處理實際事務的才能。”他干練、果敢、樂觀、親民,是深受百姓愛戴的實干家;他喜游覽,性不羈,“岡頭醉臥石作床”,引起“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給人奔放和熱情;他才情橫溢,胸有成竹,隨物賦形,筆帶風雷,留下了大量令人激賞的詩文;他深謀遠慮,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徐州上皇帝書》盡顯了戰略家的風采和思想家的洞悉力。“我獨不愿萬戶侯,唯愿一識蘇徐州”,才子秦觀一語道破了蘇軾在徐州展現出的種種魅力。
   蘇軾注重養煉,善于吸納,具有極高的心智,儒、釋、道三家互補,揮灑出熠熠的人格光芒。蘇軾對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學習和接受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儒家思想是他一生立身處世的根本;面對佛道思想,他則經歷了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從順其自然而習之,到積極主動地批判吸收,促成儒、釋、道三者融合的最終實現。蘇軾在徐州期間,其思想發生了從以儒為主到儒道兼善的轉變。
   其實,儒、釋、道思想縱貫蘇軾的一生,只是在特定的時間段中,他表現出不同的傾向而已。入徐以后,受到地域文化氛圍、人生遭遇的多種影響,蘇軾思想更加成熟圓融,對儒道的思考和認識達到了更高程度的融合。
   二 “吾生如寄耳”的人生思索
   抵徐之后,蘇軾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作了新的思索和總結。在蘇軾的詩集中,先后有九處用了“吾生如寄耳”一句,顯然,“寄寓”思想是蘇軾對人生的基本判斷。按時間順序,他首次提出這一思想是其在徐州創作的《過云龍山人張天驥》一詩中:“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與此同時,他在徐州創作的《寶繪堂記》中也明確提出君子當寓意于物的思想。蘇軾在徐州期間所提出的“寄寓”思想明顯受到莊子的影響,莊子把人看作是自然造化的產物,在天地時空的無限變化中,人只能存在于一個有限的時空內。“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蘇軾繼承了莊子的思想,認為人的生命的本質就是一段“寄寓”生活,這也是蘇軾在徐州期間文學創作思想的體現。
   日漸惡化的政治形勢、自請外放的生活經歷和與日俱增的自我反思,都推動了蘇軾對人生價值、藝術創作的不斷思索。“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蘇軾在這首作于北宋熙寧十年(1077)徐州的詩作《過云龍山人張天驥》中,首次使用了“吾生如寄耳”的句子,其后詩作中又八次使用這個句子,以作年排列如下:
   元豐二年《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之一》:“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
   元豐三年《過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
   元 元年《和王晉卿》:“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
   元 五年《次韻劉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
   元 七年《送芝上人游廬山》:“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
   元 八年《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夢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紹召四年《和陶擬古九首之三》:“吾生如寄耳,何者為吾廬。”
   靖中建國元年《郁孤臺》:“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游。”
   直到客死常州的那一年——靖中建國元年,蘇軾還在感嘆“吾生如寄耳”。由此可見,人生如寄的思想在蘇軾心中的根深蒂固,這也必然會影響到蘇軾的文學創作。
   蘇軾的“寄寓”思想源自莊子,又與其有迥異之處。蘇軾的“吾生如寄”是指生命外在形式——身體的短暫性和生命內在要素——性靈的永恒性的統一。由于人身存在的有限性,所以性靈在此不能長居,只能“寄寓”罷了。性靈是與“形”所對立的“神”,即蘇軾哲學思想中的“性”,與其所言之“道”都具有本體意義,都是永恒的。人身雖不能長存,但人的存在是合理的,這是天道使然。因此,人是可以認識到“道”的規律,這種認識的能力就是“性”的存在依據。作為人對“道”認識的“性”,當然是永恒的。在此條件下,才能把人身視為“性”所“寄寓”的場所,而人生也是一段“寄寓”的旅程。
   這里有個如何看待人身的問題。有身即有私欲,私欲是背道的。如執著于人身,為其短暫而悲哀,此是不達道之故;若追求及時行樂,也是私欲滿足之樂,非是真樂,同樣不達道。大患分明有此身,除去私欲才能顯見天道。那么,“寄寓”是沒有價值的了。莊子就把人身看作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它是“大塊”運作中偶然的產物,還要返回“大塊”中去的,“人”只是短暫的存在形式,所以沒有意義,人應該放棄屬“人”的一切,還歸于屬“天”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認為,人而合于“天”,即成“真人”,可以長生,永遠地保持其形體不壞。蘇軾也曾有煉氣養生方面的追求,但他還不至于真的相信長生之可能性,“吾生如寄”的思想表明他清楚地認知了人身存在的有限性。不過,他決不把人身的存在看得沒有價值,因為有性“寄寓”在此中,怎能說沒有價值呢?他也不否定“寄寓”而要求“性”返歸天道。嚴格地說,“性”雖與“道”為一,畢竟有區別,“性”是人性,在各種人情的總體上顯現出來,其理為“道”,其跡為“人”。也就是說,“性”必然地“寄寓”在人身。蘇軾與莊子的不同在于:莊子以否定“寄寓”來肯定天道,蘇軾卻以肯定“寄寓”來肯定“性”與天道。而一旦肯定“寄寓”,也就不會放棄儒家的人生追求了。故蘇軾的“寄寓”思想,正是統一了儒、道兩家的人生態度。

   肯定“寄寓”當然不是執著身欲,而是在把人生的本質理解為“寄寓”的同時,要求把“寄寓”作為人生態度。這種人生態度,就是將真正的人“性”體現于人所能做的各種事情中,不本著私欲來做事。也就是人和各種事物之間,不是功利的關系,而是審美的關系,合道合理,自由快樂,毫無扭曲牽強的狀態。所以,“寄寓”思想的深層含義,乃是審美的人生態度。有此態度,便處處有可樂,“如寄”的人生于是轉悲為喜。在上面列舉的蘇詩“吾生如寄耳”中,也可以看出詩人從悲哀中解脫的過程。這是一種洋溢著詩意的人生哲學,“寄寓”的人生,實是人“性”的審美游歷,即所謂“游戲人間”。
   蘇門學士秦觀評論蘇軾:“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其所謂的性命自得,正是對他的“寄寓”美學思想的另一種注釋。
   蘇軾評論自己的文學創作時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這便是蘇軾為我們描繪出的主體在文學創作中體驗到的生命的自由境界。文學創作的自由境界,首先源于創作主體的精神自由。創作主體的精神自由又來自對客體世界規律的認識和對自我限制的超越,蘇軾由此提出了他的“寄寓”的美學思想。蘇軾在《寶繪堂記》中說:“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蘇軾認為,人的生命稍縱即逝,自然天地萬世永存,以生命的短暫對應天地的長久,人是受限制的、不自由的。只有以生命的體悟超越這種局限,才能獲得自由的境界。寓意于物,以物遣性,人超越物外,心靈是自由的;留意于物,為物所役,精神是束縛的。寓意于物,主體始終保持著與客體之間既聯結又超越的關系,深諳客體的變化發展規律,而又超越客體對主體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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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3-02-08 22:31:28  作者:陳曉 [標簽: 徐州 文學創作 蘇軾 徐州 蘇軾 徐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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